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及其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使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的现代化发展速度铺平了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国际上，西方国家全面对华封锁遏制的局面有所松动，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初见成效，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这为国内和平建设提供了保证。

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苏联模式出现弊端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示：《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中共八大路线的确定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提示：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

(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作了科学分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提示：针对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和办法。主要有：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对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前提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针对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央发出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反右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给中国造成了长期的严重后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 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一是当时党认为反右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二是“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三是在胜利面前，中央和地方都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

(2)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次会议成了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3)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搞起来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大跃进”的同时，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出发点是巩固纠“左”成果。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范围展开，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

国民经济的调整

“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左”倾错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