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l955年，我国经济建设出现冒进情绪。周恩来、刘少奇等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l956年5月，中央全会提出经济建设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绸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主张。同年的中共八大把这一主张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的八大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能高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地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经济上、财政上、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反而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八大前后的反冒进，使我们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取得的重要经验。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综合平衡首先是全面的、整体的平衡，制定计划既要宏观控制，又要微观控制，要做到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三大平衡。经济发展坚持农、轻、重的发展次序，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做到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五个方面的并举。发展农业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出发点和基础。在执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中出现了挫折，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1．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为了迅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在1953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毛泽东认为这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一种“大仁政”。但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如何适当安排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又是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至关重要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作为第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首先肯定中国必须发展重工业；同时他强调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2001年理科单选题第8题考查过)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以重工业为主，同时注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关系，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2．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论述工农业关系时指出，工业领导农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注意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l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其基本内涵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等人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此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底都谈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提出合作社可以对生产队实辑“包工、包产、包财务”，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可以实现“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些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肯定，予以支持。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水平，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让它合法起来。
2．关于管理体制改革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中共八大后，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完成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惨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肯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市场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2002年理科多选题第23题考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