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

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