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他们指出：①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仍然不能免除痛苦和牺牲。②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人民素质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政策，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回答改良派攻击土地国有乃“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时，反复申明，革命派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而是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也无疑反映了他们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态度。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