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它们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1 903年至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为了支付对外巨额赔款，清政府追加税收，巧立名目，各级官吏贪污中饱，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问，各地民变多达l 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商人的罢市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第二，清末“新政”的破产。为摆脱《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国内外困局，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综观“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丝毫没有触动从朝廷到地方体现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这套机构所派生的种种弊端自然也无从消除。不少“新政”流于一纸空文。而财政的困难也限制着“新政”的推行，甚至借机摊牌加重人民的负担。

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清政府1906年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预备立宪期为9年的君主立宪方案。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不可避免。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 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