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和义务

法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

首先，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授予人们一定权利，或者给人们设定某种义务。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这就在于它是依法形成的、以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为内容的社会关系。至于法律责任则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

其次，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例如，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总章程的宪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实际上就是确认和规定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集团、民族等社会基本力量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职权和职责。

再次，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法的运作以立法为起点，以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为主要环节。

最后，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和实现法的价值。权利、义务是法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正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宣告与落实，统治阶级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变为国家和法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并借助于国家权威和法律程序而实现。

正因为如此，许多法学家认为，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学的基本(基石)范畴;并进而主张法学应是权利义务之学，应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基石)范畴构建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体系。

现实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关系

现实权利，即主体实际享有与行使的权利，亦称“实有权利”。现实权利是权利运行的重点，又是新权利运行的起点。因而现实权利是法定权利的另一种参照和评价标准。法定权利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利，才能成为或再现生活的事实，才对主体有实际的价值，才是真实的和完整的;对于国家来说，才算实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法律的价值。从法定权利到现实权利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权利的界限

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限。权利和义务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种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被限制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受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所制约的，即以社会承受能力为限度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越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它决定的其他制度所产生的制约。权利义务界限确定得适当，符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可以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就会引发政治上的动荡、迟滞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

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可从两方面观之。一方面是指立法时的界限，即哪些权利应当有，哪些权利不应有，哪些权利能够有，哪些权利不能有。另一方面，权利界限是指权利被法概括出来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界限，即权利在什么时间、在什么范围内、对什么人能够实现的界限，即法律上的保护力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价值相统一的界限。首先，权利具有时间性。一些权利可供人终生享有，而有些权利却只是一时的。其次，权利具有空间性。有些权利的空间是固定的或绝对的，而有些权利的空间是不固定或相对的。最后，权利具有对人性。权利对人的范围一般应分为普通对人范围和特殊对人范围两种界限。普通范围又称一般范围，它是指向所有人的范围，具有对世性。特殊范围是指向特定人的范围，即权利的效力表现在只有特定的人才承认的义务上，这个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权利的对人界限主要是相对权的界限。

　　西方思想史上的义务概念

与对法律权利的分析比较，西方学者对法律义务的分析是相对匮乏的。在众多著作中论述的义务，基本上是道德义务或宗教义务。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没有明确的法律义务概念，虽然义务的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并且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思想家的论著中已相当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现今可以称之为法律义务的种种实质问题。在中世纪的文献中，亦没有与法律权利相对应的法律义务的明确表述。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虽然有过关于义务的分析，但它们的分析主要限于宗教义务和道德义务的范围。

法律义务成为独立概念并被学理分析始于近代。分析法学派的鼻祖霍布斯可能是把义务与法律权利对应、把义务作为限定自由之法律约束的第一人。以后随着权利义务平等观念的传播，特别是立法的发展，义务作为权利的对应物进入更多法学家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英国法学家哈特、米尔恩、迪亚斯等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即语义分析法学派)对义务概念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也最富有启迪的是他们越来越强调义务概念中的“应当”而不是制裁要素——从分析“应当”入手，对义务范畴和义务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涉及义务的性质、义务的功能、义务的结构、义务的表现形式、义务的冲突、义务的违反、义务的实施等，使义务研究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