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后中国共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革，经过几轮政府改革，确实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误区或缺陷：

1. 政府改革的被动适应性远远大于主动的前瞻性;

2. 政府改革视角的偏狭;

3. 缺乏对政府改革理论上的反思;

4. 政府改革孤立于政治和社会系络;

5. 效率主义改革典范的局限。

21世纪中国政府再造的战略选择

我国的政府再造，需要确立新的治理典范和方式，其中包括：

1. 从效率行政典范到民主行政典范：政府治理典范的变革。民主行政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行政的基本出发点;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超越特殊利益集团;政府要重视公共服务的公平，实现社会正义;它强调政府决策的开放性，重视社会公民的参与;强调与他人共享权力;政府扮演成长、创造、转变、整合的角色;鼓励多元和创新等。

2. 从控制导向的管理到服务导向的管理。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以成本¡ª¡ª效益为基础的效率考量，转变为民众评估的考量;由政府以控制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由对特定“功能”、“权威”、“结构”的服从，转变为对“使命”、“顾客”、“成果”的认同;从一味强调按章办事到强烈的当事人取向，考虑到民众的具体情况;从独断专断的领导到民众参与领导。

3. 从以政府为本位和中心到亲市场的政府。政府在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削弱;必须停止对民营经济的活动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本身不要过分深入介入金融部门，应促使银行进行商业化运作;政府应致力于提供法律和体制上的环境。

4. 从强势国家的单独治理到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政府的治理过程绝非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与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政府必须与民众、社会其它组织共同治理、共同管理、共同生产与共同配置。因此，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治理模式。

5. 从政企不分、政府管制到政企分开、放松管制。改革政府与企业关系，核心者在于：国有企业逐步从竞争性生产和经济领域退出，通过产权处置的方法，压缩国有企业的规模;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实行彻底的分离，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6. 从权力集中到适度的地方分权。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在调整权力结构时，要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要加强中央的权威。

7. 从机械式的官僚组织到有机式的适应型组织。具有弹性和有机式组织的特点在于：对环境具有开放性;实行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分离;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广泛授权;以制度性的对话、知识和专门技能作为权力的来源;减少不必要的繁文缛节;重视决策的参与和组织的参与;网状形的沟通与联系;以团队精神而非命令与服从达到整合与控制;建立跨部门和功能的组织。

8. 从人治到法治。法治是这样一种治理状态或秩序，在这一治理状态中，存在着法的普遍性和有效适用性，法律之于政府权力具有优先的、之上的权威或者说政府应由法律规制并服从法律，终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维护、保障并扩大。具体而言，法治政府的含义包括：崇尚秩序并反对无政府状态，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要求体现实质正义，核心在于政府受法律的约束和控制。